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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聲 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

稿源: | 作者: 楊楠 日期: 2021-04-09

危機感是人類進入歷史的最佳契機,被危機意識攫住或擊中,對危機時刻存有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是心靈的清醒與勤懇 “與新文學精神品格之間更具親和性的,并非后來‘被壓抑’的晚清‘通俗文學’,而應該是積極應對時代重大問題、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均非其他門類所可比擬的晚清以來的新思想學術

李振聲在上世紀80年代進入文學批評界,歷經90年代社會的極速變革,他的內心攢下了許多困惑:學者如何反應,何以自處,何以接洽已有的知識體系和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新的學術體系等等。這些困惑指向更根本的追問:學問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學問?進入新世紀,李振聲將研究視野轉向晚清思想史,想看一看上個世紀之交的思想家如何面對社會轉型,為自己找到學術研究者在社會轉型中的位置。

內心的困惑最終被章太炎等晚清思想學術家撫慰,“在對章太炎思想的梳理中,覺得學術還是能做點事情的,對時代形成自己的看法和立場?!?0年后,李振聲傾注年歲最久的研究付梓出版,書名為《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下稱《重溯》)。

于李振聲而言,學術研究對個體的意義,亦為錢玄同晚年編纂劉師培遺著的行為所揭示,這是李振聲在全書最為動情的篇章。錢玄同忍受巨大病痛,以遠超身心承受限度的心力編校劉師培的遺著,是因為這樣一份工作攪動了他對青年時代的記憶,使得那些早已成為他一生中彌足珍貴的材料重新回到了心里。錢玄同借此確保自己可以自由而富有尊嚴地選擇自己的生活,并尋求、清理和保持住自己真實的身份,使感情和價值觀有所歸屬。其后,李振聲援引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里的看法,提示歷史是個意義不斷失落的過程,必須靠挖掘、解釋才有可能喚回其中不斷消失的深層意義。因而,危機感是人類進入歷史的最佳契機,被危機意識攫住或擊中,對危機時刻存有刻骨銘心的感受和記憶,是心靈的清醒與勤懇。學術研究亦是對個體內心危機的回應。這種危機可能來自個體的生命體驗,也可能來自歷史的動蕩。

對先人內心經驗的重新體驗和追尋,不僅發端于寬釋個人內心的困惑,亦有對二十多年來在學界和公眾視野中頗為流行的“被壓抑的現代性”一說的側面回應。90年代后期,以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等為代表,一批學者考究晚清通俗文學,溯源其中包含的豐富“現代”因素與“五四”新文學之間的連接。王德威惋惜“五四”新文學未能對晚清文學的“通俗性”持有必要的尊重,心浮氣躁看漏了它所包含的豐富的“現代”因素,因而有意無意對之造成“壓抑”,致使新文學自身應達成的豐富和深刻,都有所受制。

王德威將長期被主流文學史遮蔽的通俗文學拉回中國新文學研究、討論的框架和視野,其后的研究罕有越出這一思路的。

與此同時,李振聲頗為憂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蔚為大觀的“通俗”“世俗”或“物質主義”的文學寫作,有可能降低中國文學應有的思想及精神水準——這亦是李振聲內心困惑的誘因之一。在《重溯》一書中,李振聲認為新文學不甘于承續晚清文學的余緒,并非是在借助外部某種“定于一尊”的政治力量施壓,而不過是思想學術、文化文學之間,彼此相對公平的競爭、選擇的結果?!拔矣X得他(王德威)說得不錯,但又有不滿意。不滿意在他始終是拿文學說事,始終囿于文學的范圍里談論文學,談到新文學的傳承,便只是去晚清文學那里搜討,可問題是,晚清文學從精神氣脈上來講,其實很孱弱,實在不足以支撐可與后來的新文學相對應的精神視野與氣度?!?/p>

李振聲將對中國新文學的研究重新納入晚清以來最足以代表中國思想學術水準的空間和視野,視其為中國思想精神架構中的組成部分,打通其與思想、學術之間息息相關的聯系。這一思路現時少有人嘗試,也仍有許多更深入的探究等待完成。


理想的文學要“增人感”與“啟人思”并重


人物周刊:你早年以現當代詩歌為主要研究方向,為何轉向對晚清思想史的研究?

李振聲:書稿的完成,前后斷斷續續差不多用了我十幾年。最初在2000年世紀之交,自己有一些困惑。覺得一個世紀結束了,時代變化也很大,未來是什么樣的,自己也都不明確。我是80年代進入文學研究領域,進入90年代后,經歷了很大的變動。學術是什么?文學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心里是有點不清楚的。我們在80年代形成的對文學、學術的看法,似乎都在被消抹,甚至摧毀。比如90年代開始講學術規范,要有引文和出處,80年代寫文學批評可以“亂寫”,覺得沒有引文本是自豪的事,為什么非要引用別人,自己的東西不好么?學術是學術了,規范也規范了,可不少原生的東西也在被規訓掉,消抹去。有人適應得很快,但也有人覺得越來越陌生,慢慢也就淡出了。

這些年對80年代已有很多反思和批評,比如覺得80年代很浮躁啊等等。80年代的時候,知識分子被認為、也自認為是社會的精神導師啊、啟蒙者啊——當然“啟蒙”這個詞是有傲慢的一面,好像普通民眾都不明事理需要你去教訓、開導——這個東西在90年代慢慢被消磨去了。知識分子漸漸認為自己的職責無非教教書、寫寫文章,啟蒙什么的,既不該、也無法為他(她)所能承擔,學術及書齋外的事,和他的關系明顯疏遠了。

2000年后我一度離開復旦去日本信州大學教書,待在日本中部長野縣的松本,一個很漂亮的小城,周邊沒有任何干擾,一周就上幾次課,然后什么事都沒有了,那可以說是我平生最安靜的一段時光。但我內心是有困惑的,這種困惑需要排解。那里中國當代文學的書很少,我就開始讀章太炎,還有其他一些晚清思想學術家的書。想看看上世紀之交,也就是1900年前后,當時一些一流的頭腦,他們面臨的時代變革很大,困惑也很大,如何因應所面對的時代。更想知道,在一個變動的時代里,學術可以做點什么,或者說,一個從事學術的人,怎么在這個時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人物周刊:你反復提到在晚清變局之中,做學術需要道德的勇氣,什么是“道德的勇氣”?

李振聲:要對時代說話,有是非心,對時代有承擔。如果學術研究只是受利益驅動,為仕途或名利奔走,那么就不需要講真理了。晚清的特殊性也在于,當政者昏庸,也都被大家看透了,權威盡失,所以那時候人可以隨便說話,可以放松地說出很多話來。


章太炎

人物周刊:為什么偏愛章太炎?

李振聲:章太炎從不輕易相信別人認為已有定論的話,總要追溯到他所能追溯到的根子上去重新梳理,才會確定是不是確實、可信。他努力想要人們明白字的本義,即它們最初出現和使用時的意思,這也是它們和所要指代、表達的東西之間,關系最為貼近的時候。并不是綴聯上許多花里胡哨的辭藻就是好文章,不懂字的本義,再怎么海闊天空、天花亂墜,也不可能有好文章。在章太炎眼里,是否好文章,就看你是不是懂得文字本義,然后作得體、恰當的使用。他說東漢魏晉的文章很好,唐以后就不行了。為什么?因為東漢魏晉那些擅長做文章的人都還通小學,知道文字本義。唐以后呢,文學家只管做文章,小學這塊基本被荒棄。這也難怪,術業有專攻么,你要文學家同時必須是語言文字學家,實在太勉人所難。所以文學和小學,后來基本分道揚鑣,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還有對于我們這些研究文學的天天要接觸的“文學”,章太炎也不贊成南北朝時期蕭梁昭明太子最先在《文選序》里確定的標準,所謂“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即非要有美的構思、構架、想象、表述等等不可,這在學科分類史上自然有意義,是文學進入“自覺”時代的標志之一,可是也有負面、遺憾的一面。把經、史、子、論等等一概清除出去,“文”是純粹了,可也單調、單薄了許多。章太炎就不滿意這個,覺得把“文”界給收窄了。他追溯“文”的本義,本是指寫下來的字,無論寫在竹簡、木簡還是布帛上,“文”就是“字”而已。凡是寫下的字,無論有無文飾、句讀,都屬于“文”。章太炎在他的時代鄭重推出這種無所不包的“泛”文學觀,一方面就像上面說的,是對從《文選序》到清代阮元《文言說》(以對偶整飭、音韻和諧為主要指標的一種更加窄化的文學觀)一路下來的、義界越來越狹隘的文學觀的不滿和解構,另一方面也暗含了與當時正在進入中國的近代西方文學觀之間的對話和辯難,因為后者主張嚴格厘分“知”和“情”,把文學限定在“情感結構”,同樣也在把文學作窄化理解。章太炎對“文”的正本清源,是要讓文學呈現出它初始、原生的狀態,既要“增人感”,也要“啟人思”,可以“史”,可以“論”,甚至可以“學(術)”,兼容并包,保持其混沌初開、元氣淋漓的氣象,也就是須得有異常開闊的精神視野,無所拘束從而有著無限可能的表征手段,以及對思想、學術、思辨因素的格外看重和包容。

如此寬“泛”的文學觀,甚至在當時擁戴在他身邊的一批年輕的東京留學弟子,例如魯迅那里,都是有過異議的,但依然意義非凡。我們和他隔了整整一個多世紀,現在回看,仍能真切地看到里邊有值得深長思之的東西。不妨稍作回顧,上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人們都在關注和討論的所謂敏感話題,哪個不曾被文學納入自己的視野?許多熱門話題幾乎都由文學率先挑頭。這自然因為當時人文學術僵化板滯既久,完全說不出自己的話,加上文學又有借助“感性”“想象”“虛構”之便,容易打“擦邊球”,相比之下,更方便捷足先登,甚至越俎代庖,因應或挑起時代話題,形成萬眾矚目效應。之后三四十年間,經濟、社會、哲學、史學、政治等人文社會學科,各門類都有長足進步,在用各自的話語表述對當今世界、時代、社會、人性的觀察,并表明它們的態度、立場時,不僅能自信、自如地說出自己的話,甚至往往比文學說得切實、精準、深入。好多學科的進展已遠超文學進程,根本無須有人代言。這樣,對于在言說上長袖善舞的文學來說,可供施展拳腳的天地就縮小了許多。另一方面,文學自身似乎也需要為此擔責。你看這些年,能寫出有些分量的文學作品的,基本上還是80年代出道的那些作家。和“各領風騷三五個月”的80年代大相徑庭,愿意投身文學的年輕人明顯減少,別的世界和學科似乎更能吸引他們的眼光和活力。你當然也可以歸咎于當今世界的物欲、實利當道的世俗化趨向,但文學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問題呢?我看是有的。以“文學性”、“自律性”等名義,自清門戶,自堅壁壘,比起80年代,眉目是清秀了、精致了,也更“文學”了,但也不免膠柱鼓瑟。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文學確實粗糙,但也有“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度和氣象,眼下的文學卻總是一味收縮和內斂,思想論辯,對至關重要的問題的意識、思考、討論,都不愿納入視野。這也不是文學、那也不是文學,人們在關注、關切的事你不去關注、關切,或者倒也不是不想關注、關切,實在是關注、關切不了,也沒那個能耐,不是說不出話來,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你都不去關注,你都關注不了,憑什么還要大家來對你的文學保持興趣?我覺得正是在這樣的時刻,章太炎要求打破窄化“文學”的種種界說,盡可能接納眾多精神、思想視野的“泛”文學觀所具有的警醒意義再次凸現了。

近些年的“非虛構寫作”,多少還有些朝著章太炎希望的“文”的樣子的方向在努力的跡象,只是氣象和格局似乎還嫌不夠大。平心而論,就當年青年魯迅與他老師章太炎所討論的“增人感”和“啟人思”的話題來說,當代文學在“增人感”一面確實大有長進,刺激呈幾何級數放大,禁忌越來越少。感性層面,尤其是欲望層面的拓展,可以說收獲甚豐,可“啟人思”一面就很難說了。理想的文學一定是“增人感”與“啟人思”并重的,或雖有偏重但絕不偏廢。

再比如上面說到的,將文字還原到最初始的狀態去理解和使用,這不是為了滿足思古之幽情,也不是要炫耀學問功夫,而是追求文字和它所要狀描、指代、表征的對象——世界、現實、事物、人等等——之間有最切近的關聯,也就是最具“及物性”的那種狀態。文字在后世的應用中,往往會漸漸偏離最初與事物之間極為切近的關系,“所指”會偏離“能指”,偏離了的能指不僅不足以表達它與所指的事物之間的那層真實關系,反而還會遮蔽那層關系。這些年郭敬明式的寫作正好可以提供佐證。在擁躉們的心目中,郭敬明式的文字自然是“舌燦蓮花”“夢筆生花”“活色生香”,至于所指為何,則莫名所以,因為它們從一開始就游離在“所指”之外,可以說事先就自行關閉了現實指涉的向度。我想章太炎力主盡可能依照文字在其最初始的意義上來書寫,應該暗含了這樣一份憂慮。諸如這樣的思路,都可以看作是中國新文學要求敘述、抒情最大限度貼近現實、真實的寫作原則的思想學術源頭之一。


捕捉學者的內在生命體征


人物周刊:為什么寫到錢玄同編校劉師培遺作時那么動情?

李振聲:錢玄同編完《劉申叔先生遺書》不久就下世了,他當時已病得很重,身體已不允許他很認真地處理事情了,但他還是接手并很認真地在做這件事。他能安靜坐下來的時間不多,大概有兩件事是稍稍有耐心做完的。一件是編這部《劉申叔先生遺書》,另一件,是替年輕學子方國瑜新標點的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寫前言。

我寫東西的起因,往往是被某件事情或某個情景打動了,我就想,為什么會是這樣子?想弄清楚,這樣就陷進去了。

晚年錢玄同高血壓嚴重到已經什么事都不能干了,但他還是愿意做這件事,可能有生計考慮的一面。他在私下和人通信時也曾講到,不必把人去作人為的拔高,逼人當烈士是他所不贊成的。這里會有經濟動機,因為那時候北平已快淪陷,大學都正在或已經遷走,教書的薪水來源可能都有問題,有人愿意出大錢邀約做這件事,他當然也樂意。

但顯然還另有動機,待好好梳理過后,這個動機讓我很感動。原先我很納悶,他給《劉申叔先生遺書》寫的序文,里邊那么推崇劉早期的學術,而對他后來的學術則評價甚低。劉師培早年寫的東西,民族革命色彩很濃,有很多很情緒化的東西,按我們現在的價值中立標準,學術性是可疑的。但錢玄同偏偏說這個很有學術,而后面那些書齋里做的純學術,他覺得沒什么價值。他顯然有自己的評判尺度,就是看是不是曾經給人帶來精神的真正解放?是不是參與促成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從愚昧和落后的狀態中擺脫出來的歷史過程?錢玄同的學術評判標準和學術史眼光,與我們這些年在強調的學術標準、學術史眼光,簡直風馬牛不相及,可他在這么做的時候,卻是那樣自信,沒有絲毫猶豫。整理、編輯劉師培文稿時的錢玄同,似乎又回到了早年,或者說,早年的情景又一下子回到了他的心中。我想到了他和魯迅的關系,兩個人后來鬧得那么別扭,但直到晚年,他們在內心深處其實依舊相通。魯迅去世前接連寫了兩篇關于章太炎的文章,強調他所特別敬重的是早年的章太炎,就是那個意氣風發、和清廷打官司、寫《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的章太炎,后期的那個被許多人供在學問祭壇上的學術大師章太炎,他并不看重。我就想,魯迅和錢玄同,不愧是章氏同門弟子。

錢玄同

人物周刊:梁啟超那一章有一點讓我比較感觸的是,梁的一生審時度勢,唯恐落伍,或許致使其無暇顧及自我反思。我覺得也是對自我主體性的一種犧牲,他將自我從學術中剝離了,自我主體性獻身于時代,獻身于對“國民性”問題的追逐。

李振聲:對梁氏學識思想的“多變”,學界褒貶不一。辜鴻銘曾稱價值選擇不同不是什么過錯,讀書人對自身精神立場的堅持,反而是一種榮耀,但如果你所持守的東西自己都不相信,那還有誰去相信呢?按照這個說辭,梁啟超學術思想上的“流質”是很要不得的。

但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如果梁啟超在與時俱進的同時并非媚時阿世,而是始終保持清醒獨立的意志和見解,那事情又得另當別論。這方面鄭振鐸的意見比較有代表性,鄭振鐸說如果梁啟超萬古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遺老遺少同科了,對中國的貢獻與勞績也就需要歸零了,所以梁啟超最足以表示他光明磊落的人格之處,恰恰就是他的“善變”和“屢變”。

梁啟超所在的年代,風潮變化之迅猛絕非別的時代的人所能揣測和想象,以至于十年前的激進者,極有可能十年后即已在世人眼中成了一塊古老化石。到了“五四”時期,嚴復、康有為、章太炎這些曾經意氣風發、引領并掀動學術思想軒然大波的大師們,在新青年心中成了保守的象征。只有梁啟超是例外,甚至胡適都要贊他一句“老青年”。

我總覺得梁啟超對他的“不惜以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宣戰”的狀態,某種程度是自豪的,并且留給人的印象是可以輕松完成對自我的拋棄和顛覆。這一方面是梁啟超身上那種“服膺真理”的理性格外強健過人,以至于可以不受內在感性生命因素的任何影響,另一方面我覺得他身上的理性因素與內在生命體征是分為兩截的,平行而不交叉。一旦理性作出決定,根本無須向生命體驗那里做任何鋪墊,大可隨時隨地獨自抽身走人,整個過程絕不會伴隨心理、生理上的任何痛感。這與王國維截然不同。王國維的理性始終與他內在深邃的生命體征因素,那些心理、情感性因素彼此糾纏,難舍難分,剝離起來格外艱難,故而異常痛苦。


顧炎武畫像


欲望—消費性通俗寫作是對危機的“想象性”解決


人物周刊:你認為顧炎武的“博學于文,行己有恥”,既有對明清易代慘痛現實深感痛切的一面,也有強調學術自律性的一面,而后者正是為前者所激發,因為在顧炎武看來,易代慘劇的發生,明代的思想學術難辭其咎,王學末流空疏不學、游談無根,背離儒家經典本義,自亂根底、陣腳、人心,招致異族統治趁虛而入。痛定思痛,正本清源,就得“實事求是”,回到經典本身,下功夫從儒家經典本義來理解儒家經典,所以要真正懂得古字義。古字義與讀音息息相關,要懂音韻,所以一邊撰著《日知錄》,一邊撰著《音學五書》等。王國維對顧炎武學術自律一面有傳承;而康有為、梁啟超則主要傳承的是顧炎武“經世致用”的一面,視文學具有推挽現實政治變革的工具性意義,這條線在整個新文學中更為強勢。兩條延長線在新文學史上此起彼伏,比如周氏兄弟始終為這兩條延長線所夾峙。事實上,近年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溯源,已有學者上溯到明末,你為何沒有這樣做?

李振聲:我覺得中國新文學還有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世界性維度,與整個世界有充分的交往,與世界一流文學有較為自如、暢達的對話。新文學和它之前的文學,根本差異就在于,它對中國社會嚴峻而又艱難的現代轉型過程中所伴隨的巨大危機,始終有著前所未有的清醒意識和深刻敏感,在應對時代危機中迸發出強烈的責任感,始終導入并自覺采用世界性眼光,參與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重大價值和問題的探討,并努力作出自己的應答。

考慮到這個背景,我覺得時間還是斷在晚清較為合適。明代相對還比較內陸。晚清已進入世界一體化,雖然這是個痛苦的過程,很被動,很狼狽,很難堪,是讓人家用堅船利炮逼出來的。當天朝大門被打開后,對西方世界的政經體制、新知新學乃至日常生活方式,無論是出于被迫還是基于自覺的接納,也都變成一份與民族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的慘痛經驗,植入中國人的記憶,成為國人自身知識/情感結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人物周刊:對學界來說,《重溯》的意義之一,就是對“被壓抑的現代性”這一論述的回應。你對拔高晚清以降通俗小說的地位有所擔憂,這種擔憂具體是指?

李振聲:拔高晚清以降通俗小說的地位,并用以質疑新文學傳統正當性,這種論述將新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被遮蔽、壓抑的一面重新提示到人們眼前,對以往的激進左翼文學史觀、啟蒙主義敘事思路,的確起到某種程度的糾偏,也拓展了人們理解和解釋新文學發生、發展的豐富性的空間。

90年代以來,“欲望”和“消費主義”寫作蔚成風氣之際,文學批評界有人在慨嘆文學和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同時,往往急于為這種“邊緣化”的必要與合理做論證,視其為“市場對寫作的解放”、“市場經濟帶來的寫作自由”諸如此類。在這種情形下,海外學者重新挖掘以欲望—消費為主要特征的晚清通俗文學的“現代性”意義,自不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即在文學史論層面上有意無意推波助瀾。我覺得,過于看重市場和欲望—消費性沖動的“現代性”意義的研究思路,對晚清民間以世俗生活技巧化解現代危機和焦慮的能力估計過高。這種欲望—消費性通俗寫作,只能是對中國現代轉型危機的某種“想象性”解決,因而根本無法成為解決當下中國問題的歷史參照,承擔不起作為中國新文學得以生成和生存的現實和內在動力的功能。

與新文學精神品格之間更具親和性的,并非后來“被壓抑”的晚清“通俗文學”,而應該是積極應對時代重大問題、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均非其他門類所可比擬的晚清以來的新思想學術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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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7期 總第695期
出版時間:2021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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